院士發聲:這種愚蠢的狀況不變,中國高校和科研人員都將是免費為西方打工!(深度好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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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主 2019-11-02 14:07: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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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一公于36歲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;40歲拿到終身講席教授;46歲先后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外籍院士、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、中國科學院院士。2008年,他放棄美國終身講席教授職位回國,成為中國“千人計劃”的首批成員。他在不同場合下對『中國教育』的直言不諱常常引人深思。

今天我們分享的這篇文章便是來自他于2014年9月在“歐美同學會·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第三屆年會”上關于中國的創新人才培養的主旨演講。

我們的大學在科研上的導向,就是指揮師生在西方雜志出版文章。我們的科研成果寫成英文,發表在西方雜志,而我們的工程師反而無法學習我們的最新成果,因為這些西方雜志訂閱費用十分昂貴,國內少有企業訂閱;而且大部分工程師很難看懂英文文章。

因此,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實際是在為西方免費勞動,而且有時還付費在西方發表文章,等于倒貼為西方服務,這是我國大學導向的最大問題。

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,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,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對這個數字。

我們有14億人口,我們號稱我們勤勞勇敢智慧,我們號稱重視教育、重視科技、重視人才。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,還可以找各種各樣的理由,我們還是剛剛起步,“文革”剛剛結束三十多年,但無論怎么樣,我希望大家能有這樣的意識,就是我們的科技實力、創新能力、科技質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開外。

有的人或許會懷疑,認為我說的不對,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、下海捉鱉了,怎么可能創新不夠,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,怎么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。我想說的是,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,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,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。我們占的是什么優勢,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。

請大家別忘了,1900年我們簽訂《辛丑條約》賠款九億八千萬白銀的時候,中國的GDP也是世界第一,但大不代表強,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沉重的現實。

我在海外的時候,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,我會拼命去爭論,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。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,在晚宴的時候,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,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,他很不屑一顧,我覺得很委屈、很憤懣,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:“不管怎么說,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,你們在哪兒?”但他回敬了一句,讓我說不出話。他說:“施教授,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,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來。”

在國內,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,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。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,怎么發展,怎么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,并形成一定的共識,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。

首先我想講,大學是核心。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,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,學生從入學開始,就要接受“就業引導教育”。堂堂清華大學,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,都讓學生腦子里時時刻刻有一根弦,叫“就業”,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。

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,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,從來不該在大學里談就業。就業只是一個出口,大學辦好了自然會“就業”,怎么能以“就業”為目的來辦大學。

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,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,跟大學沒有直接關系。大學,尤其是研究型大學,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,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。

讓學生進去后就想就業,會造成什么結果呢?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鉆。清華70%至80%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?去了經濟管理學院。連我最好的學生,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: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。

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,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,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。管理學在清華,在北大,在整個中國都很熱,這是違?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。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,是培養專業人才,為行業輸送螺絲釘,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,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,不能混淆。

學不以致用。你們沒聽錯,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。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,學某一門課沒什么用,可以不用去上。其實在大學學習,尤其是本科的學?習,從來就不是為了用。但這并不意味著用不上,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,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,你都是無法預測的,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,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。

大學里根本的導向出了大問題,那么怎么辦?其實很簡單,教育部給大學松綁。大學多樣化,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長,不要一刀切,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,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領導,這對大學有嚴重干擾。

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。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,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“加強轉化”。但我想問一句,轉化從哪兒來。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,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?我認為是后者。

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,轉化不出來,不是缺乏轉化,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。

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,無論是多么基礎的發明,只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,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,我就是個例子。我十四五年前,有個簡單的、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,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,主動來找我。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緝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,在看,在聽,他們非常敏感,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。

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?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。大家沒聽錯,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后,覺得心情很沉重。術業有專攻,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,懂一點教育,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,辦公司,當總裁,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。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,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,一邊還要管金融。我們從領導到學校,從中央到地方,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,這是不對的。

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,他們可以以咨詢的方式、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,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。

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,但是我篤信無疑。我可以舉個例子,Joseph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,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。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后控制者,包括輝瑞,現 在非常富有,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。他兩年之前在《科學》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,抨擊特別強調轉化。

他說轉化是來自于基礎研究,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?的時候,如何能轉化。

他說,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時候,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,轉化是水到渠成的,當研究成果有了,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,不需要拔苗助長。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,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制藥史的過程,很有意思。

我們一定要看看歷史,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,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,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,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。

創新人才的培養,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。我問大家一句,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?我覺得不鼓勵,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,當有人在出頭 的時候,比如像我這樣,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,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。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,同樣有這個問題。什么是創新,創新就是做少數,就是有爭議。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,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,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。

三年前,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后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,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,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地重視教育。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,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。

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,說他小學的時候,每天回家,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,第一個是“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”第二個“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”。我聽了以后嘆 了口氣,說我不得不承認,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,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:“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?”

我想,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,但我想說,我并不是悲觀。其實,我很樂觀,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: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。尤其是過去兩年,我真切的看到希望。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,還是在教育領域,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,這個大潮真正地開始了。

在這樣的大潮中,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,實事求是地講出自己的觀點,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,就是我們的貢獻。這樣,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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